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首位，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大量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转变为稳定的产业工人。
制造业留不住农民工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
制造业是农民工就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9%，总量为8045.24万人。虽然比重和总量依然最高，但持续下降趋势明显。在201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6.0%和9100.08万人。8年间比重下降了8.1个百分点，总量减少了1054.84万人。而且，今年同比下降达2%，是最近6年降幅最大的一次。
两年前，笔者曾撰文《制造业靠什么留住农民工》(见2017年5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提出制造业留不住农民工的原因有从事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过低、农民工整体变老以及制造业由于“大而不强”而过度依赖农民工“身体红利”等。现在看，这些制约因素中有的已经有所改变。比如，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就有一定提高。2018年，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732元，首次超过全部农民工月均收入，而且增速也位居各行业前列。
不过，虽然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在稳步增加，但之于提升制造业对农民工吸引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从实际情况看，“相对落差”的负向激励效应，较之“绝对提高”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强。
国家统计局5月14日发布的《2018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分岗位年平均工资情况》显示：在将制造业岗位细分为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五大类中，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年平均工资最低且是唯一低于行业年平均工资的岗位类别。在这种收入差距下，主要在生产一线从事生产制造的农民工，很难对制造业有足够的“黏性”。
而且，由于制造业生产一线劳动强度大且工作枯燥单调，对体力和精力要求高，年龄的变化对制造业能否留住农民工更具实质性影响。现实是，近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2018年首次超过40岁，达到40.2岁，特别是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近5年呈逐年提高趋势。
加之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已过半数并且逐步提高，他们渴望更加自由宽松的工作环境，因而也更倾向于在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就业。《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2018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达到50.5%。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需稳定就业的农民工
虽然我国早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苗头。
不过，危中有机，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其化危为机的动力。目前我国制造业中传统产业占比超过80%，而且201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3.9%，这些状况决定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巨大的空间和无穷的潜力。
由此可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尽快实现转型升级，而这要靠大量的高素质产业工人作为支撑。那么，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是不是产业工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后，有关方面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我国产业工人有2亿左右，其中近八成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占六成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高素质产业工人还有一定差距，其中最大的风险隐患就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不稳定性。农民工最大的特点是“亦工亦农”，即身份可以在产业工人和农民之间切换。这样做的好处是，农民工进退有据，在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时，不太会成为不稳定因素，但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讲，这意味着农民工并非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
之所以要强调农民工作为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的重要性，是因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必须有长时间的岗位积淀和持续性的技能提升。这就需要农民工就业具有稳定性，能够安于和精于此行。
而且，只有农民工就业稳定了，职业技能提升才具备可能性，企业也才可能有意愿对能够长期留下的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否则，面对频繁跳槽和变换身份的农民工，企业一定更倾向于挖掘农民工当下的“身体红利”而非长远的“技能红利”。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如何稳定就业
首先，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包括从事制造业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农民工城市定居成本。《报告》中有一组对比数据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在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而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为79.2%；从对所在城镇的适应情况看，19.6%表示自己非常适应，而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是34.8%。这组数据表明，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和就业稳定性，与其能否在城市定居直接正相关。那么，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为进城农民工提供更为公平的待遇，是增加城市对从事制造业农民工吸引力的必然选择。
其次，应当稳步提高制造业农民工待遇水平。让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只是其稳定就业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并不必然流向制造业，而是会不断流向待遇更好的行业，这就要求制造业必须在待遇上有竞争力。
但是，对于提高制造业农民工待遇水平，一直有一种担忧，认为这会提升制造业成本，降低制造业竞争力。问题是，如果制造业的竞争力始终维系于低人工成本，那么转型升级就是一句空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应该是，从业人员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转型升级又会为提高从业人员待遇水平提供更大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再次，还应当加大制造业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今年以来，在国家层面，提升职业技能的政策导向更加鲜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明确了要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
落实这些政策，尤其应加大对制造业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最大限度降低他们掌握技能、增长本领的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掌握技能、愿意掌握技能，可以靠技能立身。
一言以蔽之，只有让制造业农民工真正感受到从事制造业有尊严、有保障、有奔头，他们才能真正在这一行沉潜下来、精研技艺，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
